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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三十五章羊毛引发的战争


  1560年7月9日,曾经参与为查理五世筹划了杰尔巴岛战役,并在此役中幸存的西西里总督给新皇帝腓力二世写了一封直言不讳的信:

  “陛下,我们必须吸取教训、励精图治。如果能让陛下成为大海的主宰,哪怕将臣等全部变卖,将我本人第一个卖掉,臣等也在所不辞。只有控制了大海,陛下才能安享太平,陛下的子民才能得到保护。如果不能控制大海,等待我们的只有噩运。”

  到了16世纪中叶,连续被苏莱曼大帝打的大败的欧洲已经丧失了勇气。西班牙和意大利弥漫着对敌人入侵的恐惧。人们鼓起勇气,等待新的航海季节的到来。现在似乎没有任何力量能抵挡奥斯曼帝国的海上入侵。似乎,苏莱曼再次大举出击只是时间问题。

  这些年来,地中海成了遍布谣言的海:每年春天,都会从伊斯坦布尔传来秘密报告,声称一支强大的舰队即将起航,但最后都不了了之。甚至对能够接触土耳其宫廷内层的人,这也很难理解。

  事实上,苏莱曼面临着更紧急的事务和问题。他的几个儿子之间争斗正酣,帝国和波斯之间发生了纠纷,他的众位维齐尔之间进行着权力斗争,并且还有瘟疫和粮食短缺的难题,其实,奥斯曼帝国已经到了强弩之末。

  这些事,欧洲人根本不清楚。大海上弥漫着“虚假战争”的气氛,这个欧洲惶惶不安。很幸运的是,通过葡萄牙,腓力二世获得了大明帝国的大笔的贷款,两国还达成了贸易协议。这笔贷款的附加条件是,用贷款从大明购买所需要的物质。同时允许大明商人进入意大利和西班牙自由贸易。

  有了这笔贷款,腓力二世终于有了底气。有了这笔资金,每一年,腓力二世的领地都要加固海岸防御工事,但每年都又停下来。与此同时,深知西班牙海军脆弱现状的腓力二世开始建造帆船,从大明采购大量的军火。

  他的宿敌法国人紧盯不放。1561年,法国国王收到的一份报告写道:“两个月来,西班牙国王命令巴塞罗那的造船厂劳作不歇,以便将几艘船和其他海船完工。”的确,为了迎接不可避免的大摊牌,腓力二世正在迎头赶上。

  整个欧洲一片乱象,唯一不被土耳其人打扰的就是最远的英伦三岛。这里成为了欧洲人最好的避难所。1558年,血腥的玛丽女王死后,笃信新教的伊丽莎白一世登基。由于政治清明,管理宽松,面对土耳其人的威胁,欧洲大陆稍微有些能力的商人带着大批的工匠逃到了伦敦,他们不仅带来了技术,还带来了资金。

  英格兰一下子进入了一个高速发展期。尤其是羊毛纺织业快速发展起来。然而,就在这欣欣向荣的时候,随着欧洲大陆商人的步伐,大明的商人也接踵而至。1561年,一位名叫张思德的扬州商人带着他的船队也来到了伦敦。他的船上除了大批的丝绸和瓷器,还带来了大明北方优质的羊毛呢布。

  由于是大工业生产出来的产品,来自中国的呢布物美价廉,很受顾客的欢迎,很快就告售罄。接下来一年里,越来越多的毛呢通过海船运送到了伦敦。一下子占据了伦敦的毛呢市场。本地产的英格兰呢布在竞争中没有任何优势,本地呢布滞销了,时间一长,很多纺织厂陷入困境。

  英格兰本地的商人当然不干了,他们通过各种关系向政府投诉,希望伊丽莎白女王能够禁止大明呢布进入英伦三岛。虽然地处偏远,伊丽莎白一世也知道大明的强大,她也不敢做的过分。只是提高了呢布关税,保护本地毛呢产业,没有做出过激的行为。

  同样甚至大明强大的苏莱曼虽然狂妄,还是有些理智的,他不想在与基督教世界作战的同时,得罪大明帝国,两面受敌。因此,他明确禁止土耳其海盗袭击大明商船。整个地中海只有大明船队能够自由出入,在整个16世纪下半叶,大明的商人活跃在欧洲各地。

  到了1663年,随着越来越多的大明商船来到了伦敦,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即使是提高了关税,但大明呢布因为质量好,还是具备很强的竞争力的。不出意外,英格兰本地羊毛产业陷入困境。法兰西也面临了同样的问题。同英格兰人一样,他们国内的羊毛呢布质量更差,虽然法兰西的羊毛产业并不发达,不是法兰西的主要产业,但也无可避免的受到了冲击。

  1663年,伊丽莎白一世刚刚三十岁,名叫伊丽莎白·都铎,是都铎王朝的最后一位英格兰及爱尔兰女王,她也是名义上的法国女王。在原时空,伊丽莎白即位之初成功的保持了英格兰的统一。原来的时空,经过她近半个世纪的统治后,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

  英格兰文化也在此期间达到了一个顶峰,涌现出了诸如莎士比亚、弗朗西斯·培根这样的著名人物。英国在北美的殖民地也在此期间开始确立。伊丽莎白一世统治时期,在英国历史上在位时被称为“黄金时代”。可以看出,这个女人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

  伊丽莎白的教师包括英国文艺复兴时期著名的人文主义者罗杰·阿斯坎。她受到古典、历史、数学、诗歌和语言的教育。她可以说和写六种语言:英语、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拉丁语和希腊语。伊丽莎白在王后凯瑟琳·帕尔和其他教师的影响下成为了一个新教徒。

  伊丽莎白一世为人谨慎,她的座右铭是“我观看,而且我沉默”。她喜欢投资于昂贵的衣服和珠宝,她经常骑在马背上参观国家地区,而不是坐着马车参观,因此,她对国内的实际情况是很了解的,如果再这样下去,英格兰传统的羊毛纺织业恐怕会永远的凋零下去。

  再加上即位之初,伊丽莎白在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支持下,这才让她能够顺利的登基,投桃报李,于是她推行一系列有利于国家富强和资本原始积累的政策。她在政治上强化专制王权,重用柏利勋爵塞西尔等大臣,逐渐把议会变成专制统治的工具。

  在经济上伊丽莎白一世实行重商主义政策,保护和发展本国毛纺织业和其他新兴工场手工业。她特别鼓励造船和航海业,鼓励建立各类海外贸易公司,扩大英国呢绒等商品的海外市场。这两年来,来自商人要求禁止与大明贸易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这不得不引起她的重视。为了维持她的统治,她别无选择,只能够对大明商人下手。

  1563年3月7日,当张思德的远洋船队三艘机帆船再次抵达伦敦刚刚卸完货时,变故突然在此刻发生了。无数的英格兰帆船包围了他们,企图扣押这三艘船只。大明船员们进行了殊死的抵抗,除了一艘商船杀出重围,逃出生天,其他两条船只被焚毁,包括张思德在内,三十八人被俘,四十五人被杀。这就是本时空的”泰晤士河血案”。

  伊丽莎白一世本没想闹到这么大,她没有想到骄傲的大明人会反应如此强烈,进行殊死抵抗,造成了重大的人员损伤。他们虽然杀死了对方四十五人,但英格兰军人总共有三百八十多人伤亡,这仅仅是三条武装商船啊!面对大明商人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再想一想传言中所向无敌的大明海军,伊丽莎白一世现在有些后怕了。

  但她已经箭在弦上,骑虎难下,面对着国内商人的压力,伊丽莎白一世是个有决断的人,她需要团结国内支持他的人。两害相较取其轻。为此,她干脆就一不做二不休,包括船主张思德在内,她下令军队处决所有参与抵抗的大明船员,并在伦敦郊外公开焚烧来自大明的呢布。

  3月15日,伊丽莎白再次发布命令,禁止与大明帝国的一切贸易,并派兵开进伦敦大明商馆,没收商馆一切财产,驱逐大明商人出境。同时,伊丽莎白一世还派人积极联络法国国王,希望两国能携手共进,结成联盟,法国国王的态度暧昧,并没有明确表态。此事因而成为中英羊毛战争的导火线。

  4月5日,那条杀出重围的山船逃到了葡萄牙的里斯本,向当地大明使馆汇报的情况。消息很快就传回了国内。这还了得!大明人如今在世界上是横着走的,自己的合法商人不仅被抢了东西,八十三人竟然被英国人杀害了。这个消息一经报道,国内顿时炸了锅。国内舆情汹汹,海军也纷纷请战,要求惩罚英格兰。

  国民议会也一致通过保护大明商人在海外利益的提案。被杀害的张思德,身份颇为不简单。他是扬州商人张银的次子,这位名叫张银的商人是大明的子爵。正德是在微服下扬州时认识的张银。张银曾经是个盐丁,但他人穷志不穷,自己最困难的时候,还救助过陷入困境的唐寅唐伯虎,后来在叶良辅手下任事。

  机缘巧合之下,张银在扬州认识了正德皇帝。朱厚照很欣赏他积极上进和仗义疏财的个性,很关照他。他后来从事海外贸易,自己组织了船队,这才开始发家致富。在正德皇帝远征印度洋时,他的船队做出过特殊的贡献。因此被正德皇帝授予子爵爵位。

  10月1日,大明内阁以商务受阻及大明子民被杀害为理由,作出“派遣舰队去讨伐英格兰”的决定,皇帝朱载康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使节宣布,在伦敦发生的”泰晤士河血案”和后继事件,已经引起我国臣民与该国通商关系中断,朕已极严重注意,并将继续注意这一影响我国臣民利益与皇室尊严的事件。

  1564年3月5日,大明统帅兼全权代表戚继光率领的三百八十余艘战舰,包括两万海军陆战队多佛海峡海面,并根据大明帝国外相谭纶的指示,在封锁多佛海峡和英吉利海峡之后,其中一部北上进攻利物浦港,利物浦处于英格兰西北部默西河口,濒临爱尔兰海并攻陷战略要地利物浦城。

  四月,大明舰队抵达泰晤士河河口海外,本来主张战争的伊丽莎白一世,眼见大明舰队迫近伦敦,开始动摇。4月20日,伊丽莎白女王批答大明帝国书,令葡萄牙商人转告大明人,允许通商和惩办肇事者,以此求得大明舰队撤走,并派首相柏利勋爵塞西尔前往泰晤士河出海口谈判。同时积极备战。

  柏利勋爵塞西尔通过葡萄牙翻译范·巴斯滕与谭伦谈判,企图拖延时间。此时,大明远征舰队司令戚继光已经失去耐心,他告诉外相谭伦,决定战后再谈判。1564年5月7日,大明海军陆战队突然攻占泰晤士河出海口,英格兰守军死伤700余人,战船以及渔船沉毁五十九艘。

  塞西尔被迫让步,5月25日,塞西尔与谭伦签订《利物浦草约》,条约第一款就是将利物浦割与大明帝国。利物浦位于英格兰西北部,默西河口(Mersey  River)的东岸,市中心距离爱尔兰海大约五英里。第二天,大明军军队就占领了利物浦城。不过《利物浦草约》由始至终并未经伊丽莎白女王的批准,而西塞尔也没有盖用关防印,因此该条约不具法律效力。

  由于大明帝国提出的条件过于苛刻以及西塞尔擅自签订,使伊丽莎白女王大为不满,伊丽莎白便把西塞尔革职,派德雷克出任海军司令,率领英格兰能够集中起来的所有船只赴外海指挥作战。但戚继光早已经失去了耐心,他先下手为强,于1564年5月23日进攻泰晤士河沿岸炮台,虽然英格兰部队英勇抵抗,但不敌大明军队,所有的炮台最终失陷。

  5月21日,德雷克命令被堵在泰晤士河里的英格兰海军海陆军3700余人,于黑夜分乘快船出动,挈火箭、喷筒,夜袭大明舰队企图用掷火焚烧的办法打退封锁河口的大明舰队,可他们没有想到大明军舰的外壳竟然是钢铁的,只造成了少量的辅助船只被焚毁。

  次日早晨大明海军陆战队一个团2400人反攻,一顿密集的炮火下,英格兰军队如潮水一样溃退。两天之内,伦敦周边的要地全失,两万多各地增援来的英军尽退城内,伦敦城内顿时秩序大乱,伊丽莎白早已经吓得逃之夭夭。

  守城的西塞尔不想这座城市被炮火摧毁,于是竖起白旗求和,签订《伦敦和约》,戚继光兵不血刃的率兵接管了伦敦城,还勒索伦敦城里的英国商家向大明军队支付了六百万银元的赎城费,并且搬空了伊丽莎白在伦敦的王宫。

  大明军队收钱后也撤出伦敦城。期间伦敦民间反明气氛炽热,发生了约翰逊农庄抗明事件,不过很快被大明军队镇压下去。而西塞尔为了不再被伊丽莎白女王惩罚,保持自己现有的地位。便虚报战功,甚至说自己率领守军巷战才打退了明军。

  这样西塞尔就传递了一个错误的信息,伊丽莎白女王认为只要不在海边,或者封锁河道,英格兰军队还是有能力保卫国家的,于是她决定抵抗到底,捍卫英格兰的荣誉。于是她一边像法国皇帝求援,一边在全国下达了动员令,她决心首先收复利物浦。

  大明帝国外相潭伦认为《伦敦条约》所获权益太少,认为必须把英格兰打服。而且对岸的法兰西态度暧昧,据情报侦察,法国国王正在土伦集结大军,似乎打算趟浑水,或者是趁火打劫。

  1564年6月27日,大明舰队分头出击,分别攻陷比迪福德、多佛以及曼彻斯特,其中一支分舰队与英格兰海军主力遭遇,英国海军司令德鲁克及四千将士战死,英格兰舰队损失惨重。占领利物浦的大明海军陆战队也与前来夺城的英格兰军队发生了激烈的交战。

  在大明军队猛烈的炮火打击下,由英格兰贵族小领主组成的军队被打的大败亏输,守城的大明将领一个反冲锋,就俘获了领军的理查德·克莱斯曼勋爵,侥幸逃脱的英格兰军队都做鸟兽散,再也不敢靠近利物浦城堡百里之内。英格兰处于不利位置,继续打下去,恐怕有亡国的危险。

  因此,经过深思熟虑,逃到爱尔兰的伊丽莎白再次派出使者希望能够与大明和谈。大明军队在英格兰的日子也不好过。战争期间,英国沿海地区的广大人民,积极地支持和配合了英格兰军队作战,并自发地坚持反侵略斗争。总之一句话,大明军队所到之处,无不遭到当地人民的抗击。

  大明军队攻陷曼彻斯特,当地民众自动组织起来,袭击大明军队,迫使明军把所有的老百姓赶出城,退守曼彻斯特城堡。大明军队入侵多佛,多佛人民组织“黑水党”,运用偷袭的手段狠狠地打击大明军队。大明军队进犯泰晤士河后,沿河人民以多种方式袭击明军,阻止大明舰队前进。

  就在戚继光为了应对此起披伏的治安战,搞得焦头烂额时。7月5日,美洲总督,辽王朱载祺亲率大明美洲舰队240艘战舰前来增援,他这次带来三万装备了正德快枪印第安火枪雇佣兵,很快,这三万火枪兵就在大明军官带领下,开始在占领区进行治安战。

  这些印第安人可没有大明军队的觉悟高,没有不杀老百姓的传统,既然你们全民皆兵,那印第安人叫全民当兵打,他们本来就恨白种人。因此,这些印第安人所过之处,除了女人,真的可以称得上寸草不生,绝对的三光政策,一时间,整个英格兰只要听到印第安军队来了,就闻风丧胆,抛弃家园远远的逃跑了。

  为了防止法兰西人干预,朱载祺当即立断。7月20日,朱载旗从美洲舰队和大明远征舰队调出一部分军舰,在他的亲自率领下,封锁了海峡对岸的法兰西土伦港,炮击那些已经集结的法兰西舰队,摧毁三十多艘法兰西战舰,7月21日,大明箭队再次炮击法兰西最重要的沿海城市马赛。法国国王赶紧派人来求和,表示绝对不干预大明帝国与英格兰王国的战争。

  搞定了法兰西以后,  8月16日,大明舰队再次进入泰晤士河,再次进攻伦敦。这是守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在大明炮兵的掩护下,一万五千多名印第安战士从倒塌的城墙入口处攻入伦敦城,与守军进行了激烈的巷战。

  由于伦敦城中地形复杂,加上守军有当地民众的支持。印第安雇佣军死伤惨重,这也惹毛了这些带队的印第安酋长,顿时杀心大起。于是印第安人开始大开杀戒,逢人就杀,几乎杀红了眼。据后来统计,在这场无差别的屠杀中,伦敦有将近三万多人被杀,要不是大明军队阻止,恐怕死的人更多。史称“816伦敦大屠杀”。

  因此,英格兰人最恨的就是印第安人,以至于百年后,美洲大陆上的三十几个独立的印第安国家一直和英格兰是死敌。由于有大明帝国的撑腰,这些地处大西洋沿岸的印第安国家一直就和欧洲不对付,成为了大明帝国的天然屏障。

  大明帝国也非常的狡猾,他们虽然占领美洲大部分的地方,但是也给印第安人留下了生存的空间,还帮助他们发展农业生产。主要就是大西洋沿岸。大明帝国不仅武装印第安人,还支持他们在加勒比海、大西洋沿岸建设自己独立的国家。由于有了大明帝国的支持,从16世纪开始,印第安人与欧洲各国殖民者展开了两百多年的斗争,自始至终不落下风,除了英格兰、葡萄牙和西班牙,欧洲其他国家伸向美洲的手都被大明斩断。

  后来欧洲人为了获得资源,只能够向非洲进军,然而在非洲他们也遭遇到了顽强的抵抗,因为这些黑叔叔们,也开始用上了大明外销版的武器,跟欧洲军队作战时虽然占不到便宜,也没有原时空那么惨了。这也是欧洲一直发展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言归正传,“816伦敦大屠杀”震惊了整个英伦三岛。威尔士和爱尔兰立刻宣布中立,伊丽莎白走投无路只好宣布战败,向大明帝国称臣纳贡。1564年9月11日,中英签订《中英伦敦条约》。《中英伦敦条约》共五十六款,附约一款;主要内容是:

  ①英格兰向大明帝国称臣,大明公使常驻伦敦;

  ②英格兰所有的港口对大明开放;

  ③大明得以入内地办学的权利;

  ④大明商人得以入内地游历、通商;

  ⑤明国商船可在英国这条内河口岸往来;

  ⑥修改税则,减轻商船吨税;

  ⑦对明赔款银四百万银元。

  1564年9月8日,英格兰王国与大明帝国在”新起点号”军舰上签订的《中英军事同盟条约》,此条约不仅构成规定英格兰王国从属大明帝国的法律依据,而且使大明帝国可以在英格兰几乎无限制地设立、扩大和使用军事基地。

  从此以后,英格兰王国就如同后世日本和美国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关系一样,成为了大明帝国干预欧洲局势的桥头堡之一。不过,因为有了同盟关系,大批的明国商人在英格兰开办工厂,直接向欧洲市场销售。英格兰王国反而因祸得福很快就发展起来,成为了欧洲地区比较富裕的国家。历史就这样开了一个搞笑的玩笑。

  ……

  1566年9月5日,苏莱曼大帝去世。这消息传到西方的时候,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人们虔诚地希望,新苏丹或许会更容易顺从劝导、不像前任苏丹那样好战,就好像开战与否取决于苏丹的个人选择似的。甚至连戎马三十年的穆罕默德二世最初登基时也被欧洲人认为是乳臭未干、不构成威胁。

  塞利姆二世于1566年9月登基的时候,欧洲人总体上已经摈弃了这样的观念:统治者的更迭必然意味着新的战争。苏莱曼大帝在临死前选择储君的残酷过程中,新苏丹的更有才干的兄弟们已经死去或者被处决,只有他一个人幸存下来。

  此时,没有人对塞利姆二世有很高的评价。他相貌平平,生性懒惰,与军队的关系也不好。近卫军称他为“公牛”。据说他嗜酒如命。外国使节发回了充满负面评价的报告:“塞利姆二世生性暴躁嗜血,沉溺于各种肉体享乐中,尤其酷爱饮酒。”但到16世纪中叶,欧洲人已经理解,君主的个人秉性和国家大事几乎没有关系。

  但没有人知道,征服的宏图霸业对苏丹的地位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它与苏丹作为***世界领袖的身份错综复杂地结合在一起。这一点在权力的外部标志中也不断地体现出来:高贵的头衔宣示了对世界的主权;富丽堂皇的作战营帐和旗帜,镶嵌宝石的利剑和高贵典雅、镶有《古兰经》中胜利章节文字的头盔都强调了苏丹作为***战士的身份。

  因此,只有伟大的征服才能巩固苏丹的地位。战争并不取决于个人的意愿,而是一项持续不断的帝国霸业,受到***教的佑护。奥斯曼帝国的整个国家机器都需要战争;如果征服战争受挫,就像在马耳他那样,也只是个暂时的挫折,很快就能克服。

  “土耳其人的扩张就像是大海,”一个塞尔维亚人在一百年前曾如此评论,“永远不会安顿下来,永远汹涌前进。”在过去的日子里,苏丹要亲自指挥所有的战役。现在,苏丹不需要亲临战场,只需用他的马尾旌旗和精巧美丽的旗舰代表他的存在,自有前线将领代替他冲锋陷阵。

  由于远离战场,塞利姆二世对战败的可能性不屑一顾;对奥斯曼帝国的苏丹们研究很透彻的威尼斯人认为塞利姆二世“自视甚高,蔑视世界上其他君主;他自认为能够向战场投入无穷无尽的军队,不肯听取任何不同意见”。

  塞利姆二世很快就认识到了战争对帝国的必要性。在他通过埃迪尔内门(征服之门)盛装进入伊斯坦布尔的那一天,近卫军发生了哗变。他们封锁了宫门,不准新苏丹进入,向他索取惯例的赏赐。

  此时仍然担任海军司令的皮雅利帕夏被从马背上打了下来。塞利姆二世不得不匆忙向士兵们分发金币,才解决了事端,但他从中吸取了教训。常备军就像只老虎,每一位苏丹都必须学会驾驭它。

  要驾驭它,就需要胜利,以及随之而来的战利品和土地的赏赐。害怕政变的塞利姆二世是第一位从未御驾亲征过的苏丹,在这方面,他的统治算是一个分水岭。但征服战争还是要继续下去的,地中海仍然是个让他非常感兴趣的目标。

  欧洲依然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之下。塞利姆二世登基的同时,还发生了另一起重要的权力更迭。在欧洲权力政治的复杂矩阵里,罗马教廷一贯最坚决地反对苏丹。罗马和伊斯坦布尔分别是两个世界的中心,势不两立、不共戴天。

  1565年12月9日,在马耳他攻防战的恐怖时期领导基督教世界的教皇庇护四世在他位于博吉亚塔的寓所去世。在仲冬时节的短暂白天里,天主教会的红衣主教们召开了秘密会议,选举一位新教皇。

  1566年1月8日,表示新教皇选举成功的白烟从梵蒂冈的烟囱里冒出,新教皇的人选是所有人始料未及的。米凯莱·吉斯莱里和他的前任迥然不同。庇护四世头脑冷静,在新教兴起的风暴中仍然保持高度宽容,是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他出身豪门,深知为政之道,温文尔雅而老于世故,是个典型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

  吉斯莱里则出身贫寒,少年时在皮埃蒙特的山上以放羊为生,完全是靠教会的抚养和提携才走到今天这一步。他在为教会效力时的热忱令人惊叹,前不久还担任过异端裁判所的大法官。新教皇选择了庇护五世的称号。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个选择不太恰当,因为他的前任对他非常憎恶。吉斯莱里不是一个能够和罗马或佛罗伦萨的权贵们一起觥筹交错的人。

  庇护五世已经秃顶,白胡子迎风飘扬,固执己见、严格自律、坚定不移,更像是《旧约》里的先知,而一点不像博吉亚教皇。他不懂政治手腕,生活简朴,对上帝满腔热忱,日夜工作,不肯停歇。他只有两件质地粗劣的羊毛衬衫,轮流穿着和换洗,但充满了虔诚的能量。

  他满腔热情地保卫和弘扬天主教会,坚决反对教会的敌人——新教徒和***,这种热诚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十字军东征的精神。庇护五世将英格兰女王伊丽莎白逐出教会,称她为“恶灵的奴仆”。他无论走到何方,总带着一种咄咄逼人的火药味,一种气势汹汹而毫不宽容的能量,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看法也颇有分歧。

  腓力二世在梵蒂冈的使节报告称,庇护五世“是个善良的人……具有极强的宗教热情……在当前时局下,我们就需要这样的红衣主教成为教皇”。更务实的人对他的评价就没有这么高了。“假如当前在位的圣父离我们而去,我们会更高兴,不管他是多么伟大、无法描摹、独一无二和非同寻常,”在新教皇即位的这一年,有一位神圣罗马帝国的谋臣如此冷淡地写道。

  庇护五世这位老人熠熠生辉的眼睛被复兴十字军东征的梦想所吸引。欧洲人在马耳他战役中得胜,更多靠的是运气,而不是谋略。围城战之前,欧洲各国没有统一的目标;关于救援马耳他的指责在战后也让大家心存芥蒂。

  从匈牙利边疆到西班牙海岸,基督教世界仍然受到严重的威胁。只有团结一心,才能成功地抵御奥斯曼帝国。“任何人单枪匹马都无法抵抗敌人,”他坚持道。

  庇护五世决心完成多位前任教皇未竟的事业:将基督教各国从危险的沉睡中唤醒,建立一个长期性的神圣联盟来弥合各国的利益分歧,共同对付异教徒。他以宗教法官的热情投入到这项工作中。即位四天之后,他命令教廷重新开始向腓力二世提供资金援助,用以建造桨帆船,保卫基督教海域。

  这是小小的第一步,但在十六世纪六十年代晚期的动荡岁月里,庇护五世将成为基督教世界的捍卫者,以及驱动反对***教的圣战的强大力量。阿拉伯世界和基督教世界都是针尖对麦芒,奥斯曼帝国苏丹和基督世界的战争依然看不到尽头,欧洲人依然在战火中煎熬,永远看不到光明。

  不过也有例外,在这黑暗的年代里,只有英格兰和葡萄牙享受着和平的阳光,唯一能够让他们享受和平的原因是:这两个欧洲国家都成了大明帝国的附庸……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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